第四章 生活的痛苦

　　第四章 生活的痛苦

　　我想，鸟巢跌落深草丛，

　　乌龟在公路的尘土乱石中喘息，

　　人在浴缸里中风昏厥，水正在往上升——

　　都是无辜、倒霉、凄凉的事。

　　——西奥多·罗特克（1982，227）

　　我们不可能把社会的因果关系抽象出来，放到纯净的环境里观察。因此，不确定的林林总总使因果关系法则变得模糊——这不是因为因果关系本身是不确定的（自然事物，也是这样），而是因为对每一因果关系内含的因素的认识问题，本质上是不确定的。

　　——罗伯特·海尔布伦纳（1986，189）

　　如果说在豪伊·哈里斯的故事里，疼痛主导了他的生活，那么，鲁道夫·克里斯提瓦的情况差不多正好相反：生活主导了疼痛。鲁道夫是个有保加利亚-犹太血统的未婚白种男子，三十八岁，患慢性腹痛已十五年了。他在西海岸的一个大型研究机构的工资部门做财务。在将近三年对鲁道夫·克里斯提瓦的观察中，他经历了轻度的、持续不断的肠部疼痛，每隔一段时间，这种疼痛会加剧，使他衰弱。他说肩膀、胸壁也会作痛，还伴有晕眩、虚弱和便秘现象。这疼痛及其相关的症状，倒不曾使他多请假，在大部分时间里，也没有干扰他主要的职场和个人生活方式。就像我们将会看到的，它们只是使他的生活多了个担忧的原因，带来恐惧和挫折。

　　疼痛第一次发作时，鲁道夫感到腹部极度不舒服，身体虚弱。当时他是西海岸一所大学的研究生，主修法国阿尔萨斯地区的社会和政治研究。最初的医疗检查结果呈阴性，没有发现这些症状的确切的病理原因。鲁道夫的这些症状，在治疗了三个星期后消失了。一年后，他在阿尔萨斯做人类学田野工作时，疼痛再次发作。这次疼痛更为严重，而且持续了一个多月才逐渐好转。做了一系列的胃肠X光片和其他检测，但仍然找不到一个可以治疗的病因。那次医生对他的治疗包括清淡的食物和止痛药。

　　鲁道夫说，这段时间他的生活很矛盾：虽然他非常喜欢法国的社会生活，也结交了一群好朋友，但他的田野研究却“毫无进展”。他对自己只顾享受社交生活而荒废学术工作，感到极度的愧疚。他持有一份丰厚的奖学金，日子过得比在美国时舒适。但他怀疑自己能否进行充分的研究，以完成自己的毕业论文。为此，他深感困扰。“我有某种心理障碍。虽然我有很好的经验，但我从来没有开展过自己的研究项目。”鲁道夫的疼痛似乎是他思想最矛盾的时候，即在他退出搁浅的学术研究前夕发生的。

　　第三次疼痛发作是在六个月以后，当时他在旧金山。这次疼痛以及伴随的衰弱延至了数月，而且和前两次一样严重。医疗检查发现鲁道夫患有憩室炎，医生让他服用针对性的药。然而，炎症消除后，持久的疼痛很快又回来了，隐隐作痛延续了好几年。“在那段时间里，大部分时候我的个人生活一团糟：失业、被临时聘用，总是孤独和不开心。”毕业论文的写作是个“沉重”的任务，“到处都是颓丧的气息，我觉得这是个完不成的任务，自己就像西西弗斯[1]。在我看来，论文不过是狗屎而已，自己是个学术平庸之辈。”

　　长时间的失业后，鲁道夫找到了工作，起先是做房屋管理员，后来是助理员。在这段时间里，他始终与远房亲戚住在一起（他的家人住在东海岸），他们供他食宿，给予他情感支持，有时甚至是经济上的帮助。职业问题沉重地打击了鲁道夫：

　　……许许多多的不愉快——我彻底绝望了。我还写什么论文，其实，我精神上早已离开了学术领域，我甚至不属于中产阶级世界。我找不到任何工作。自我挫败的生活方式，一种悲哀。后来，我不得不做蓝领工作，备受那些无意义的工作、敌意甚至露骨的反犹太主义者的摧残。从孩提时起，我就觉得自己懒散，心不在焉，记不住细节。我的家人和老师在夸我“聪明”的同时，都这样说我。这使我觉得，自己缺乏实践的感知力或技巧，不能独自完成事情。失业、我所能找到的工作，以及别人对待我的方式（像对待一个傻瓜）都使我开始相信那些负面的评论是真的。而我的论文写作也足以证明这一点。

　　有意思的是，直到鲁道夫重回阿尔萨斯探望朋友时，他的疼痛和虚弱才消退。1982那年，鲁道夫在经历了失业与不称心的工作长期轮流交替之后，最后找到了现在这份工作：一个大型研究基金会的工资部门的低层职员。这工作的收入不高，他也并不喜欢，但他注意到，至少环境与学术界很相似。而且，这使他有能力自己租房住。这工作开始不久，他的症状又短暂复发过一次。当时他被分派到他现在的上司手下，而他与这位年轻的上司的关系极度紧张。“虽然我的工作情况令人相当不满，但这次的疼痛倒不似上次常有的那么可怕。”然而，一段时间以后，办公室出现了令人困顿消沉的氛围：“他要开除我。”

　　在所有隐藏的对他自尊心的伤害，以及职业前途的不确定中，鲁道夫最主要的困扰来自“对艾滋病越来越多的恐慌”。他是个同性恋者，在法国和美国过着性乱交生活，觉得自己注定会染上艾滋病。他承认同性恋行为是“我不能接受的”，因而也加深了对自己缺乏学术能力——特别是没能完成博士学位——以及对低身份工作的自我嫌弃。恐慌的感觉已经消失了，但鲁道夫仍然会梦见自己得了艾滋病，随后“进一步堕落到生存的最底层，死得像只困兽”。

　　当我在工作上遭受更大的压力时，或者担心艾滋病这档子事时，疼痛会明显恶化。但是，一些长久存在的问题也会加剧疼痛。当我想起自己的同性恋行为、没能完成博士学位、只能做低档次工作，以及缺乏人际关系就自轻自贱时，疼痛也会加重。然而，疼痛是我可以忍受的，我生活中的那些事才真正是更要命的问题。我记得，从小就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头——周围的人总说我有天分，但我从未表现出自己的才能。我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疼痛只是另一种败迹，是性格上的一个弱点，你必须掩饰它，因为它损害你想要呈现的形象。

　　疼痛并不是每天都发作。当它在中午前后发作时，就比较严重。这是一种“拉抽或伸展的感觉，像是有什么东西正在断裂。疼痛严重时，我好像看见肠子隆起呈管状，正在痉挛抽搐，有时像处于白热状态”。鲁道夫在疼痛评估询问表上，圈出以下形容词描绘他的疼痛：“颤动、胀痛的、绞痛的、扳紧的、灼热的、沉重的、敏感的、撕裂的、可怕的、烦扰的、厌恶的。”他的治疗是服止痛药。尽管鲁道夫说他的疼痛是“低度”的，他仍然几乎每星期去看医生。就诊时，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谈他的工作压力和其他生活中的问题。休息、离开工作，不想它会减缓疼痛。上班时疼痛加重，周末则大大减轻。在观察的三年里，鲁道夫的疼痛在一阵子中度恶化，一阵子减缓之间循环，几乎完全与工作、家庭和其他生活压力的恶化和减缓相一致。有一次，报上刊登了一些关于艾滋病的文章，过于夸张地反映此流行病蔓延量之大、速度之快。那时，鲁道夫的疼痛严重加剧，不得不去急诊室。

　　主人公

　　鲁道夫·克里斯提瓦是个脸色苍白、外表神经质的男人。他留有短而整齐的红胡子，浓眉；他那向后倾斜的头发，袒露了他那显眼的、永远紧锁的眉头；他的眼光游移不定，双手局促不安，似乎不能静止。他的身体也像他的眼和手一样，随时在移动，甚至在他坐着时也是这样：耷拉脑袋、扭动身子、一下子耸肩一下子弯腰、突然坐得笔挺。而他的嘴巴像他的眼、手和身体一样，永远在行动：微笑、噘嘴、冷笑、忍住哈欠或打嗝，但绝大多数时间是在快速、激烈地讲话。他穿着一条已经磨损了的浅灰色休闲裤，一件皱巴巴的、褐色粗呢的哈里斯运动外套，一双老旧的、但通常擦得发亮的科尔多瓦皮制的正装皮鞋，一条有点单调的宽领带，看起来像是20世纪60年代的产品。他看上去像个老大不小的研究生，抑或是个竭力保持绅士外表的穷职员。然而，鲁道夫·克里斯提瓦的外表形象，就像他生活中的许多其他方面一样，是一种假象。在这表象之下，他有极其复杂的个性、惊人的想象力、语词品位，还爱说话。鲁道夫·克里斯提瓦有说笑话的才智，会说辛辣、机敏、常常是淫秽的发噱妙语。他对观念、事因，特别是人，充满富于感染力的热情。他对上乘的法国酒、阿尔萨斯烹调和普罗旺斯香料有行家般的喜好。因为承担不起这些奢侈的嗜好，它们就显得更强烈。也许，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那慷慨激昂的自我反省（就如他所说的那样，结果，这成了“终生的心理分析——无师自通的、具有专业水平的、存在于我的种族集体潜意识中的”）。这些分析包括从光明的道德洞察，到对自我否定性格的冷酷剖析。好多位精神病医生和心理学家，对应该把他那复杂的而且正在更复杂化的个性，归入哪一专业类型才能准确地描述其特性，有不同的看法。但他们似乎一致认为，长期以来，鲁道夫身上存在着使其虚弱的个性异常的问题。在我们的面谈过程中，我看到他浓重的强迫性和怀疑型性格特点，以及攻击性怪癖。这种个性特点难免不激怒上司，也会使新认识的人难以接近。但是，我很难对鲁道夫的个性作恰如其分的描述。他在轻率的自恋与嘲讽的自卑之间快速地来回摇摆不定。他常常有类似古典式的含蓄进攻行为，也常常反复使自己泄气，打击自己的志气。他似乎濒临焦虑和恐惧的深渊，他是那么颓废消沉，以至于当你倾听他时，甚至会违背自己不错的判断力，也感染上这种终极无望的感觉。鲁道夫用“神经质的、软弱的、孤独的、易受伤的、过度自觉的、永远感到有罪的”来描述自己。虽然，鲁道夫在青少年时曾出过一次“问题”，但很快就恢复正常了。除了他的严重的个性问题，不能说他有其他的精神疾病。

　　鲁道夫·克里斯提瓦的性格异常的最明显之处，是那被社会所遗弃的感觉：“我没有归属；我是个局外人；我觉得我在躲着别人；人们根本不理我；我是狗屎。”这种感觉主控了他的自我意识。尽管，鲁道夫身上有许多正面的事可以说道，但通常他不说，譬如，“我有很好的幽默感；我喜欢与人相处；我是个能言善辩的人，也许我不是个严肃的知识分子，但也是个言语丰富、有教养、有思想的人；而且，我工作认真，至少在我被委以重任时”。他认为自己是个人格有污点的人，是个被遗弃者。疼痛作为另一种异常的缘由，倒是与他的自我漫画像颇相配。

　　1985年，鲁道夫·克里斯提瓦的年薪是一万三千美元。他住在城里廉价房区的一个小得可怜的单间屋顶公寓里。公寓内有一张床，四张破椅子，一张很小的桌子，一个二手音响，书籍多得出人意料，还有一个附带浴缸的小小厨房区。公寓很脏，显然没有妥善收拾。天花板潮湿斑斑，墙壁剥落。窗户肮脏，即使夏天也紧闭着，使得室内几乎没有空气。然而，要是窗户打开的话，就使房间面对喧闹的街道，连路人说话也不免听见，再加上压过一切噪声的重机械的吼声。这个未经装饰的，绝对没人想去的房间——鲁道夫的世界——有一种被束缚困顿的悲哀，以至于一踏进这里，我觉得像是触摸到了鲁道夫内心生活的有形象征。一开始，我恨不得马上逃离那屋子，觉得不能忍受那里的压抑和消沉的气氛。然而，一旦既来之则安之，就会受益于鲁道夫的嘲讽性幽默。而且，有意义的人的接触也使鲁道夫释怀。我觉得，在这几小时里，我不能离开，否则就会把鲁道夫独自撇在自我毁灭的绝望深渊中，在我们谈话时这深渊也似乎一直存在。我们起先每周见一次面，后来每月一次，再后来，间隔的时间更长。有时候我觉得，这些面谈，如果不是鲁道夫显现人的个性的主要宣泄渠道，那么对他来说，至少也比作为调查研究的对象更有意义。鲁道夫非常寂寞。他的家人住在远方，没有朋友，却有个要么羞辱他，要么恐吓他的上司；再加上这种勉强挣扎存活的感觉，他个性中温和、可爱的部分都被禁锢在压抑的自我嫌恶之笼里，他的生活笼罩在自我嫌恶的阴影中。不管怎样，疼痛不是个生活小问题，它使人注意力分散。它是一种经验：打破孤寂，证明他的真实存在；而且，疼痛带领他去与城里唯一会关心他的人群接触，他与他的护士、医生，眼下是一位疼痛研究者，已经建立起一种关系。

　　工作环境

　　鲁道夫·克里斯提瓦的症状间接反映了他的工作经验。他的上司比他年轻，教育程度也低。这位上司觉得鲁道夫的学术背景和工作积极性对他构成一种威胁，故视他为眼中钉，老是损他，似乎把鲁道夫贬为落魄的、失败的知识分子是件开心的事。他规定鲁道夫工作时做什么，什么时候休息，工作的进度和结果。他企图在每个环节折磨鲁道夫，这就是鲁道夫所说的策划（以前是暗中的，现在是心照不宣的）开除他的阴谋的一部分。虽然他的工作低于他的学历层次和期望，但这是他目前仅有的谋生饭碗，他要为保住这份工作而奋斗。他曾经成功地越级状告其顶头上司的阴谋。“我觉得自己永远也不能讨好他，好像我犯了什么错误似的。现在我年纪大了，需要稳定的工作，已经不再有先前远大的职业目标。但他总是贬低我，如果我无意中听见他说我的大部分坏话，就会怒火中烧。”继续在这里工作，使他更加看不起自己。或许，应该更准确地说，他的工作与这种糟透的感觉完全合二为一了。

　　鲁道夫仍然不知道将来怎么办。“我觉得自己被悬在地狱的边缘，被扔在十字路口。”他感到，如果他失去这份工作，那将是灭顶之灾。“我要自己明白，我不能与之抗衡。”但是继续工作，每天都会加重他的压力。“我的上司故意让我不自在，他想赶我走。每一天都非常难熬。”这种连环束缚使他的神经持续紧张。在日常工作中，他切切实实地感觉到，压力在肠内集聚。“只有在家里才会减缓压力，才觉得放松些。”他回家后所做的排泄，已成了他舒解在工作中积累的压力的一种方式。排泄掉的就是那主控其生活的压力和愧疚感。

　　虽然他的症状并不怎么影响他的家庭生活，但他的家庭生活也是造成痛苦的原因。他几乎没有朋友或家人来访；差不多每晚总是独自吃饭，没有人可以说话；他阅读，听法文录音和民间音乐，最后倒头睡觉。他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想起写他的论文，但他承认：“我骗谁呀？它是不可能完成的。”

　　家庭生活

　　我的生活是我父亲生活的缩影。他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并一直担心我会像他一样。我想，他不是，我是。他创办的照明设备生意从来也没有扩展过；他常常咆哮、发怒、情绪失控，因为他不能忍受自己无能的感觉；他有太强的责任感，太高的标准，却无法达到。事实上，我们都这样……他在我身上制造他自己的问题，自轻自贱。对于他，我是他的另一个失败。

　　鲁道夫说，他的母亲是个能干、努力工作的妇女。她平息父亲的暴躁情绪，使他得以继续工作。她有经常性疼痛，尤其是头疼。鲁道夫·克里斯提瓦爱他的双亲和五个姐妹，“他们是我的一切，我不能告诉他们我的疼痛，他们会过于难过的”。在家人中，同性恋是个禁忌的话题，虽然鲁道夫相信其父亲已经知道。

　　他会把这看作是他的过错，是他的另一个失败……我总是被当作另类，感到无所适从，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无法达到期望的目标……我父亲从来不提他的关节炎和长年便秘，不让别人知道。所以，我也对自己的问题采取同样的态度。

　　个人的疾痛经验

　　在鲁道夫·克里斯提瓦的疾痛观念和对人生的总体看法中，有太多的悲怅，以及启迪性的讽刺。他使人感受到永远的徒劳、恼怒、绝望、侮辱、羞耻、被生活所累、没有出路等——在生活中经历的感觉，疼痛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不过，鲁道夫·克里斯提瓦意识到自己加深了这些感觉，而且，从不放过嘲笑自己的机会。他把自己的疼痛问题，与别的患者的经验连在一起分析。

　　我像许多我曾遇到的疼痛患者一样：我们的要求过高；我们的表现并不出色；我们苛求自己，于是挫折、失望，因为我们是完美主义者。我们担心太多，太容易被生活所伤，也许是因为我们感知得太深，才会如此失望和危机重重，也或许我们的人生观才是正确的。生活就是痛苦的、沉沦的、恐怖的。至少，医药对我们没有多少作用。然而，为什么我们还要来找医生？我不知道。也许，疼痛是我们寻求帮助、保护的途径，是要求某种强大的部门来照顾我们的渠道。

　　当我情绪恶劣时，我觉得我的生活是失败的。我没有亲近的朋友，做着一份可恶的工作。我的收入只能勉强维持生存，又远离亲人——而与他们接近时，又无法相处。我在精神上也感到不满意。但当我情绪好转时，我会看到自己的生活并非一无是处：我与我的姐妹们还是有亲近的关系；能够活着，也是一种成功；我曾做过一些好事，有慷慨之举；我有很强的、也许是有害的智力。我想，我最大的成功，是使憩室炎缓减（但愿老走这种好运），有自己的栖身之地，能独立地生活，虽然无能为力，也还能活下去。这样看起来，总体上还并不那么坏。但是，我还是重蹈了我父亲的覆辙。我对自己缺乏信心，但有时又会有一种外强中干的过分自信，两者交替出现。我在论文写作和同性恋问题上有心理障碍。如果社会经济形势变坏，我很容易失业。疼痛嘛，它只是我生活又一方面的问题而已。它令我担忧——它可能恶化，我可能得癌症——但这些都不会比我的工作、我的社交生活、艾滋病等更令人担忧。

　　诠释

　　从这个病例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疾痛意义。克里斯提瓦的疼痛为他的世界打开了一扇窗，透露了个人和人际的丰富涵义。更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症状对他有着特殊的意义，我们可以从他对腹痛症状缘由的比喻中，从他关于肠子里集聚的压力归因于工作上无法表达的困境的观点中看到这一点。艾滋病在西方社会中有着重要的文化意义。它是最新最致命的性病惩罚、现代的瘟疫等社会舆论，是我们大家已经通过报刊杂志和电视等大众媒体耳濡目染的。这个文化意义在鲁道夫·克里斯提瓦的心中是个恐惧的阴影，既然它存在于整个同性恋群体中，并且逐渐扩展到社会的其他部分。最后，我们看到，鲁道夫·克里斯提瓦对他的疾痛解释模式，不仅包括对生活中的痛苦的自我反省解释，而且包括对长期疼痛患者的心理特征与疾痛的原因或结果关系的说明。在我看来，他的见地不比研究这个课题的许多学生逊色，不过，那些慢性疼痛的临床和研究报告不会包括这样的患者内心洞察。另外，我们很清楚地看到，长期的个性异常紧缠着鲁道夫的生活，给他的疾痛经验染上了浓烈的色彩，并且与他的工作和其他社会问题夹杂在一起，加剧了疾痛。

　　我发现鲁道夫·克里斯提瓦的疾痛的人类学诠释，是说明慢性疼痛缘由的一个范例，在北美文化中特别典型。克里斯提瓦是美国社会中的一个失败者，他没有成就。事实上，他的职业和收入已从他父辈的、虽说是不稳定的中产阶级地位，下降至无产阶级的生存方式。无疑，他的心理问题造成了他的社会地位下降，而这种社会地位下降继而使他挣扎在剥削势力中，这种剥削在资本主义的低层领域里尤其厉害，就如中国伟大的作家鲁迅，在一篇描写悲惨世界的短篇小说中说的，它会“吃”人（1981，4）。弱势人群在社会中往往处于更大的危机中，因为他们无法控制压力，无力动员求助以应对各种疾痛和死亡（Berkman，1981；Black，1980；Cohen and Syme，1985；Mechanic，1986）。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制度把压力搁在我们所有人身上，但是，弱势人群无权无钱，地方社会系统不会（或不能）转移或减轻压力对他们的影响。失业、勉强就业，以及恶劣的工作环境进一步造成了恶性循环。身处其中，这些缺乏地方社会资源的人们，遭遇更大的经济压力，不得不接受不公平的关系，并对此无能为力。这些地方环境造成或加深了绝望的感觉，并使这种感觉普遍化，从特定的问题扩展成整个人生，制造痛苦、消沉和绝望（Brown and Harris，1978）。本来由生物性损伤或疾病引起的慢性疼痛症状，因这些不幸的恶性循环而加重和延长（Osterweis等人，1987）。显然，原先存在的心理问题和精神疾病可能会使这些不幸永远循环下去，虽然精神病症状也常常是这些循环的后果。鲁道夫·克里斯提瓦的生活恰恰陷入了这样的恶性循环。

　　我们在中国开展研究工作时，也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弱势群体中，发现了相同的现象（Kleinman，1986）。阅读跨文化的文学作品，也使我确信，我们正在讨论的是一个全人类的普遍难题。我们描述的病例向我们示意：精神病学、公共卫生和社会工作的介入，有可能缓减地方的恶性循环，甚至打破这种循环，即使这种介入必须伴随着社会的变革才能奏效。从这一点来看，在鲁道夫·克里斯提瓦的境况中，最不幸的也许是他病态的消极态度，一味自怨自艾，而不是更有效地处理具体的情况，以及他的神经质的、不断为自己制造困扰的倾向。不管怎样，鲁道夫·克里斯提瓦的疼痛指出了我们现代社会生活中心的某种更普遍的问题，它造成越来越多的人性异化，这也是引起慢性疼痛的缘由之一。这个从中心作梗的问题，这种生活的痛苦，完全应该像它所造成的问题一样，成为医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

　　在鲁道夫·克里斯提瓦的病例中，有两个主题需要作进一步探讨。一个是他常用的淫秽的隐喻，这也是他父亲喜好的对苦恼的习惯表达；他的同性恋和腹痛也包括在这个语意网络中。也许，我们应该把这个关联看作是沟通他的社会环境与身体，象征性地泄放怨气的特殊例子。果真如此的话，这个综合的、象征-对象化的诠释令人印象深刻，不仅因为它彻底的否定涵义，也因为它那多重沟通渠道（言语、视觉、嗅觉、声音、腹部感觉、日常排便）。除非我们找到连接象征与自我，声音与身体，理智与情感的方法，否则我们永远别想理解这一关联，更别说逆转它的可悲方向。

　　另一个就是克里斯提瓦的犹太种族问题。我觉得，鲁道夫有时活脱脱是伍迪·艾伦的作品，一幅典型的犹太人特性的漫画。不过在这表面的犹太特质之下，有着更深的层次。鲁道夫的博士论文与阿尔萨斯的纳粹有关，这是某种阿尔萨斯人不愿他深究的事。阿尔萨斯位于德法边境，犹太主义和反犹太主义在那里都有久远的历史。它又是法国军官德雷福斯的故乡，因此是法国本身反犹太主义和亲犹太主义分裂历史的象征。作为一个犹太人，克里斯提瓦开始时勇气十足，想要探查谁成为阿尔萨斯的纳粹，以及他们在法国被占领时期和战后扮演了何种角色。但是他得不到他要的档案材料；有人扯后腿，推说文件遗失，长期拖延，不愿接受访谈；有人告诫他不要打破当地脆弱的平衡；最后，鲁道夫有条件地投降了。他享受了他喜爱的生活方式，代价是放弃努力揭露杀害他的犹太同胞、甚至包括他的一些远亲的凶手。他本应该挖掘得更深，然而他却停留在事情表面。如果现代犹太人的意识特征有一个基本主题的话，那就是对表面现实的深刻怀疑，以及与之相连的挖掘隐藏的动机与意义的热切欲望。马克思、弗洛伊德、卡夫卡、列维-斯特劳斯，以及无数其他人，都在探寻这个恐惧和仇恨残酷混杂的隐秘区域，这种探索丰富了现代知识分子的生命。鲁道夫·克里斯提瓦不曾完成他认为应该为他的同胞，为我们大家做的事。这就是他的负罪感，在他看来，自己与那些袖手旁观装满犹太人的牲口列车、在黑夜里出发的人没什么两样，都有为了存活而犯的罪恶。

　　一段文字可以因其内容而有意义，但也可以因其为读者带来广阔的联想背景而有意义，它激起了读者对诠释环境因果的需求。我们与故事主人公的生活有任何不同吗？这是否是对患者-医生关系的有用类比？对对象-研究者关系也有相似意义？这个病例中的研究者也是个犹太人。而且，我也曾到过阿尔萨斯，那是在我大学时期的一个阳光灿烂的多事之夏。我也像鲁道夫一样喜欢在那里度过的日子。当时我根本没有注意到阿尔萨斯20世纪40年代的历史，虽然只相隔了十几年。

　　直到有一天，我在一个阿尔萨斯小镇外的可爱的水道边漫步时，遭遇到一场骤然的雷阵雨。大雨开始时，我跑着冲向远处的树丛。为了躲避滂沱大雨，我跑得太猛，结果撞在一扇高大、生锈的铁门上，它受到我身体的撞击，猛地打开了。当我通过它时，看到上面有颗大卫之星[2]。我碰到一座大理石碑，于是靠着它喘气避雨。我发现自己是在一个墓园里，一个犹太人的墓园。这个纪念碑是鲁宾家族的，我记得上面有十一个名字。你可以从不同的出生日期上分别出谁是祖父母，谁是他们的子女，谁是孙子孙女。鲁宾家所有的人死于同一天。慢慢地，从我胸中升起一股可怕而紧张的感觉。巨大的问号与可怕的答案同时出现在脑际，我觉得自己已经戳破了光亮的表面，看到了内部的黑暗。当鲁道夫·克里斯提瓦告诉我，在探究他的同胞，也是我们人类大屠杀的小部分真相中，他是个失败的道德见证人，是个背负罪恶感的研究者。这时，我重新体验了这种存在于内心的不真实场景。你可以把此称为逆向移情作用，但我更喜欢鲁道夫的用词“道德见证”。疼痛见证人——家人、医生、研究者——的故事也是痛苦生活的一部分。

　　大多数疼痛患者和我们其他人一样，无声无息、平平淡淡地过日子，在生活中挣扎。我们的痛苦和我们的快乐一样，都是微小的、内在的和简单的。疾痛，或者生活，没有重大的时刻。然而，疾痛与其他悲苦合在一起，有时会对人的境况产生某种激情，带来某种认识，可以刺激生活，使其尖锐化。对有些慢性疾痛患者来说，疼痛和苦难与生活——尤其是与生活的黑暗和恐惧，并因此加以否定的方面——比之与疾病本身有更大的关系。或许，治疗者和患者家人，务必像以人类悲剧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家那样，让自己倾听——在症状之中，在疾痛之背后，特别是来自我们这样最平凡人的疾痛怨诉——哀泣和悲恸。

　　[1]希腊神话中的一位国王，因触犯宙斯被罚推石上山，但推上又滚下，永远循环往复。——译者

　　[2]犹太教的六芒星形。——译者